<track id="tjhtvdr"></track>
  • <track id="tjhtvdr"></track>

        <track id="tjhtvdr"></track>

        1. 导航菜单
          首页 >  » 正文

          东北野战军到底有多强?

          公民党是一个笨拙的党,它严格把持报纸的登记,以为可以钳制消息自由,所以一九四○年代真正中国人的心声,反应在当时的杂志上,而不反应在报纸上。不过,幸而政府没有同意,如果同意,我们的丧失将更惨重。

          更大的挫折来自于全部时局的变更,公民党军在东北拥有最精锐、最现代化,而且远征过印度的武装军队---新一和新六军等,他们参军服到兵器,全是美式设备。可是,经过两年内战,东北“剿匪总司令”从熊式辉到陈诚,从陈诚到以饭桶驰名于世的卫立煌,甚至身为公民政府主席的蒋中正(后来,蒋中正被选为“中华民国总统”),也亲自到东北观察,种种办法和声势,都不能抢救东北的局势。四平街一战之后,守城的陈明仁将军,突然被中央免职,军法审讯。大家已经发明,以蒋中正为首的公民政府,已公然向民心宣战。局面遂像从山顶滚来的坠石一样,不可整理,各大城市纷纭被共产党攻克。最后,偌大的东北只剩下一个沈阳和一个锦州还在公民党军手中。沈阳街头的人数一天比一天减少,不但高官富商纷纭流亡,连贫苦的小市民也纷纭搭飞机远走北平。

          贫苦小民搭飞机逃难,写下了中国社会史上最主要的一页。设在北平的“华北剿匪总司令部”雇用民航公司的飞机,把大批军粮和兵器运往东北,飞机回程时,舱位全空,沈阳有些单位就应用这个空舱,分散他们的员工。当员工分散得差不多后,空舱依旧,有些人就应用机遇,包下空舱,向民间出售机票,从中赚取佣金。

          不管谁申请买票,都要“东北剿匪总司令部”同意。以堂堂的“剿总”之尊,竟去处置小民的机票,荒诞得不但使人失笑,也使人震惊。报纸上也有人作平和的攻击,以为“剿总”应当控制大局,不该过问鸡毛蒜皮小事。“剿总”反映十分剧烈,斥责他们是“匪谍”的言论,打算保护“匪谍”逃往北平,之后就再也没有批驳的声音了。这小故事暗藏着一个大的意义,事实上,“剿总”官员,没有任何大事可做,同意机票就是他们惟一能做的大事。全部军事举动---战略的、战术的、后勤的,以及陆海空军结合作战打算,“剿总”都不经手,而由蒋中正在遥远的南京决议,甚至一个团的出击或退却,都由他直接指挥。“直接指挥”应当是公民党军在这场大范围内战中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。历史上处处可以看到直接指挥的悲惨结局,只是,所有自命不凡的头目,总是爱好直接指挥,因为,只有直接指挥才可以显示自己的威望和贤明,十分过瘾。

         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一日,上午,我贸贸然去北大营第三军官训练班,打听能不能领到薪俸,发明北大营全然一空,官兵们已全体退却到沈阳市区。息县那次被隔断在城外的镜头,重现眼前,我大为恐慌,急行折返沈阳,发明街上有一种不同的氛围。回到大东日报社时,厨夫告知我说,解放军已经进入市区,住在炮子坟(炮子坟距大东日报社只有二十分钟路程)。这时候,我才看到当天出版的《新报》,四十五年后,仍记得它的头条题目:“沈阳城外,共匪不多”。

          我没有心境看内容,只感到到这样的题目,令人啼笑皆非。薄暮时候,街上已经没有行人,我、徐天祥、孙建章、廖衡,挤在楼上小房间里,面面相对,说不出一句话。一生的尽力,一夕之间,又化成云烟。我现在面对的是一个完整不懂得的新世界,我是一个失败者,而我今年已二十八岁了,我们四个人惟一的财产,只剩下那位将军声援我们的二三十袋面粉,又能坐吃几天?

          第二天上午,解放军大量进城,车队也鱼贯而入,穿着灰色棉军服的男女青年,坐在卡车上挤成一团。解放军中有些女孩子(使我想到“青干班”时一些女同窗)还打开胸前的纽扣,让怀抱中的婴儿吃奶。震天的歌声和笑声,一辆一辆的军车在大东日报社前面奔跑而过。我不知所措地面对着他们的欢喜,这幅画面,深入地印在脑海。

          事实显明,我们即使想苟延残喘地留在沈阳,也不可能。于是,决议废弃一切(其实这时已没有“一切”了,只剩下两肩一口),流亡北平。

          我、徐天祥和孙建章三个人这次流亡,有一个特殊的方法,那就是脱下平民便装,穿上临时买来的公民党军军服,惟一不同的是,把军帽上的青天白日徽拿掉。前一天晚上,我们凑集到辽东文法学院办公室,第二天清晨,就以公民党军装扮,走向沈阳火车站,想买一段南下的车票,能买到哪里就买到哪里。我们所以改穿军服,因为那正是共匪所履行的广大政策和既往不咎、统战心战的巅峰。凡是公民党军,只要手中不拿兵器,都可以大慷慨方地“还乡生产”。四十年后,我和孙建章在台北被调查局拘捕,一个叫李尊贤的调查员问口供问到这里时,把笔愤然地投在桌子上,发出阵阵冷笑,大声叱骂说:

          “你们竟然能穿国军的衣服走出匪区?这就够了,你们证实你们自己是匪谍。”

          当时除了这套军服外,每人还拿了一张通行路条。至于这三张路条是哪里来的,已无法记忆,好像一张是孙建章用肥皂刻了一个图章,另两张是解放军发的货真价实的通行证,我们从别人的手中买来,用墨水改革的。

          走到沈阳车站后,暗暗吃惊,偌大的车站,平凡一向人山人海,喧闹沸腾,这时竟然静悄悄的,鸦雀无声,变成一个古老的废墟。其实,并不是没有人,仍然有很多人,而且人山人海,全是平凡凶狠得不可一世的公民党军官兵,现在却那么有秩序地鱼贯排列在各个售票窗口,有的甚至排到车站外的广场上。吃惊的是,没有一个人吵闹和大声讲话,也没有一个人插队,好像一夕之间,都成了第一流公民。

          抗战末期,政治腐朽到极点。军事是政治的延伸,军风军纪也完整荡然,公民党军和土匪海盗,没有分辨,不要说从来不排队,甚至从来不买票。一旦巢穴倾覆,只好排队买票,而且还排得这么规则,只不过失去靠山。

          售票窗口打开,才发明南下的火车只能买到皇姑屯,而皇姑屯距沈阳只有一站。我们到了皇姑屯,宁静地出站,站外挤满了农家用的马车,这正是乡下人农闲赚外快的时候。我们雇了其中的一辆,南下山海关。这是一趟奇怪经验的旅途,入夜之后,马路两旁涌出大量全副武装的国民解放军,紧夹着马车进发。这批解放军是林彪的第四野战军,南下攻击北平,国民解放军军风的严明,使我们咋舌。在黑暗中,那些彻底履行军令的战士,常常高声发问:

          “你们是哪个军队的?怎么有车可坐?”

          我总是答复:

          “我们是国军。”

          当对方一时听不懂,或弄不明白什么是“国军”时,我就作一个总结说:

          “我们是蒋匪!”

          那些纯朴的战士们就一言不发,从没有一个人刁难。马车夫有时还叱喝他们:“让路,让路!”

          他们每次也都踉踉跄跄地让路。见惯了公民政府部队的凶狠,我从心坎对解放军生出敬意,这岂不是古书上所说的:

          妇孺与王者之师争道!

          解放军的举动跟传统的行军方法,恰好相反。他们于夜间上路,天亮时进入村,分住民家。早饭后,门口从来不站岗哨,一个村里,虽然驻扎了大军,但是外表一点也看不出来。他们的岗哨都站在屋顶上,居高临下,一览无遗。除懂得放军,还有成群结队,没有钱雇车的公民党军残兵败将,他们带着干粮,低着头,有时混在第四野战军的行列中,一步一步南下,跟解放军的方向虽然一样,却拥有两样心境。

          就在山海关邻近,我看到一个公民党军军官,断了一条腿,鲜血一滴一滴地滴在路上。他双肩架着支架,一步一跌,跌下后再艰巨地自己爬起,然后再一步一跌。他是湖南人,他说他要回家,家里还有母亲、妻子,还有弟弟。他在新六军当少尉,眼睛大大的,十分清澈。我送给他一块大头,他收下来说,他将来定要回报。多少多少年后,海峡两岸开放,来台的很多大陆军民重回家园,这位军官下落不知如何,恐怕已成春闺梦里人!